冯奎（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）
笔者在近期的“十五五”规划调研中发现一个显著动向：沿海省市正在将海洋从“背景图”推向“主战场”，比如广东、浙江、福建等地多个城市纷纷将“海洋城市”写入规划蓝图。海洋大省广东明确提出，推动广州海洋创新发展之都、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，支持珠海、汕头、湛江等地建设各具特色的现代海洋城市。《湛江市特色型现代海洋城市发展规划》《广州市建设海洋创新发展之都规划》等相继出台，为全国海洋城市建设提供了“广东样本”。
海洋城市这一新定位不仅关乎经济发展方式的升级，更是对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积极响应，预示着中国城市化高质量发展有了更多“蓝色”特征。
过去，尽管沿海城市一直处于对外开放的前沿，但其发展重心主要还是锚定陆域经济，港口大多仅作为“出口通道”存在，海洋要素未能充分融入城市发展的核心逻辑。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十年来，建设海洋城市，核心是要将海洋从“辅助资源”提升为“核心增长极”，推动城市发展转向“陆海统筹”。
这种转变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战略意义。我国管辖海域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，这是未来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。沿海地区已具备建设海洋城市的坚实基础。以广东为例，2024年海洋生产总值占GDP比重达14.1%，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近三分之一，海洋经济已成为区域发展的“蓝色引擎”。
建设现代海洋城市，打开了城市发展的新空间，提出了极具挑战的新命题。从海洋城市规划建设已有成效和经验来看，最关键的是要以海洋新质生产力为核心驱动力。在前沿技术领域，要集中力量攻坚克难，比如依托海洋大学、实验室等创新平台，重点突破深海探测、海洋新能源、蓝色碳汇等一长串的“硬科技”，让科技成为城市向海洋延伸的“助推器”；在传统产业升级方面，要大力推动数字化转型，比如运用物联网、大数据改造海洋渔业，打造“智慧海洋牧场”，让传统产业迸发新活力。
第二，我国发展海洋经济，要与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深度结合。从全球经验看，海洋强国的竞争本质是海洋城市群的竞争。比如日本东京湾城市群通过东京的金融航运、横滨的高端制造、千叶的临港产业协同，形成全球领先的海洋经济集群；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，以纽约为核心、波士顿为科创支点、费城为制造基地，构建起“功能互补、联动高效”的海洋城市网络。我国的城市群、都市圈正在加速形成之中，建议在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，将“海洋城市带建设”纳入未来规划，更加明确海洋经济带、海洋城市群、海洋都市圈、重点海洋城市群的功能定位。有关部委与省市之间要建立跨区域协调机制，在港口联动、产业协同、生态共治等领域突破壁垒。在区域层面，要推动城市错位发展。这方面，广东的实践颇具参考价值，比如广州立足“海洋创新发展之都”，主攻海洋生物医药、海洋工程装备研发；深圳以“全球海洋中心城市”为目标，强化国际航运、海洋金融功能；珠海、汕头、湛江则分别依托生态优势发展海洋旅游、围绕临港区位布局先进制造、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现代渔业，有效避免了同质化竞争。
第三，应高度重视韧性城市建设以保障可持续发展。海洋城市直面台风、风暴潮等自然风险，也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，韧性建设是“必答题”。在工程韧性上，要提升基础设施抗灾标准，比如修订海岸防护工程规范，将台风防御等级提升，确保重大设施安全；在经济韧性上，应推动产业多元化，比如通过海洋旅游、海洋会展等内需型产业，对冲外贸波动影响；在生态韧性上，应加强海洋生态保护，比如推进红树林湿地修复、开展海湾综合治理，守护海洋生态本底等等。
第四，以制度型开放提升全球竞争力。海洋城市天然具有开放属性，需通过制度创新打开发展空间。下一步，在改革开放中勇立潮头的头部海洋城市，还需主动对接RCEP等国际规则，在海事仲裁、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扩大开放，同时深化与周边海洋国家合作，比如与东南亚国家共建港口、联合开展海洋环保项目，从“规则追随者”向“规则参与者”转变。
总之，从沿海城市到海洋城市的定位，不是地理范围的简单延伸，而是城市发展逻辑的深刻变革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十五五”掀开了海洋城市发展的新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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